高中生写小说反思教育 称变态学习是为省钱 “重点中学是一座围城,外面的人想进去,因为那里是通往大学的捷径;里面的人却想出来,因为这里是束缚个性的牢笼” 何天白,17岁,北京大学大一学生。一年前,在被保送后,他利用高三下学期两个半月的时间,写了一部近27万字的小说《重点中学》。 由于何天白90后的身份,小说受到白烨、崔道怡、关仁山等评论家、作家的关注。 而这部小说被出版社定位为“中国首部关注当今教育体制的社会问题小说”。小说责编、花山文艺出版社编辑李爽认为,这部高中生所写高中教育的小说,反映了来自受教育者的感受和呼声。 何天白的母校是河北省衡水市的一所重点中学。这所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的中学,在2010年高考中,就有78人考取了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两所名校。 校领导和众多考取了名校的毕业生的合影,被做成巨大的“照片墙”。何天白也在其中。 “重点中学是一座围城,外面的人想进去,因为那里是通往大学的捷径;里面的人却想出来,因为这里是束缚个性的牢笼。”小说封面上的这句话显得意味深长。 何天白母校的“非触”现象 “你这小说中怎么缺少女生形象啊?”妈妈李丹凤看了儿子写的小说《重点中学》后,不禁调侃何天白,“一共只有两处提到女生。” 一向自信的何天白对此很无奈。“虽然平时和班里女生关系还算不错。但对她们的所思所想还真的不了解!”何天白坦言,真是编都编不出来! 据他介绍,在何天白母校的校规中对男女生“非触”有着明确严格的规定,这种情况下,男生对于女生缺乏了解,实属正常。 所谓“非触”,全称是“男女生非正常接触”。这是那所重点中学里的“敏感词”。 何天白举例说,他们校规规定,如果男女生一起去医务室而没有亲属关系,即为“男女生非正常接触”;如果男女生之间互称“姐弟”、“兄妹”,而实际并无亲属关系,也算“非触”。 何天白的一位学长在博客里曾写道:男女生在一起不是谈理想、谈目标、谈志向,皆为“非触”。 男女生之间一旦发生“非触”,按照校规规定,轻则写检查、叫家长,重则被停课。 而关于“非触”的规定,只是篇幅长达六七页A4纸的校规中的一则。而每有新生入学,学习熟知校规则是“新生第一课”的主要内容。 新生也很快就能感受到在这所重点中学里,强大的校规几乎“无处不在”。 一个周末,没有回家的何天白和同学们在教室里上自习。由于老师不在,同学们便聊起天来。 突然,班主任满脸通红地出现在大家面前,教室安静下来。 “来,咱们看一段电影。”班主任不动声色。很快,刚才班里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出现在录像中。 他告诉记者,在同学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:在这所重点中学里,除了心理咨询室,整所学校监控装置可谓无所不在。老师只需要在自己的电脑上装一个小小的软件,即使在家里,同学们在学校的表现也能尽收眼底。 彻夜攻读,听课犯困用圆规扎 变态学习是为父母省钱 李丹凤告诉记者,儿子上高中后,两周时间放假一天:周六下午外加周日上午。周日下午一返校,迎接他们的首先就是一次考试。 两周难得一天的休息,在考试重压之下,自然变得索然寡味。 老师“不放过”学生,学生也同样“不放过”自己。 何天白的一位女同学,就曾向他传授节省时间的妙招儿:睡觉时不脱衣服,包括厚重的羽绒服,这样就可以不盖被子,从而节省了脱穿衣服和整理床铺的时间。 而作为母亲,李丹凤向记者证实,这样的极端案例不是“个案”,“我朋友家孩子的宿舍里也是这样的!” “在学校的那种环境里,你不这样做,似乎你就是错的。”何天白告诉记者。 在这样的导向和氛围中,孩子们对学习时间的追求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。 在何天白曾就读的那所重点中学,晚上22点10分宿舍熄灯,早上5点半统一起床。“我的一些同学自备了手电筒,打着手电筒看书学习。”为了躲过查夜老师的眼睛,这样的夜读时常会从凌晨两点开始直至大家统一起床。 睡眠不足,严重影响了学习效率。为了提神,一些“变态”的方法被大家使用:喝咖啡喝茶、站着听课都属小儿科,甚至有的同学掐自己、用圆规扎自己来让自己保持较好的学习状态。 多年的求学应试经历,使考试分数在这些重点中学孩子的心里,早已不再仅仅是分数,它意味着未来的事业、前途和命运,甚至是眼前为升入一所好学校父母所掏的人民币。 “上小学时何天白就知道,上这所重点中学哪怕是差一分都要交18800元。”李丹凤回忆说,为此每每淘气损坏了物品,面对父母严厉的面孔,自信自己一定能考上重点中学,为父母省下18800元的何天白,总是颇为豪气地对父母说:从我省下的那18800元里扣吧! 我为什么要把校长写死 《重点中学》开篇第一章即为“校长猝死庆功宴”。 小说中,朗清中学这所重点中学的校长杨之滨,由于在他手里,“学校高考成绩一连九年稳居全省第一”,每年都会有40多名学生考上清华、北大,“占去全省的三分之一”。于是一提到杨校长,“谁不敬他三分”。 然而由于一次高考成绩不够理想:“朗清在全省的名次一下跌出了前五。”“学生的抱怨、家长的指责、社会的批评、领导的斥责,一齐向杨之滨袭来”。 于是,“杨之滨一下就蔫了”。“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——落选了,市政协常委——这一次压根儿就没有他的提名,至于省教育协会理事长的职务,他也主动辞了。” 在小作者看来,分数和升学率不仅是被教育者的“命根”,同样也是教育工作者的“命根”。 于是,小说一开始,杨之滨再奋战一年,将朗清中学高考成绩再次带至全省第一,从而在重享由此带来的荣耀与尊敬时,却由于劳累过度,在庆功宴上突发心脏病,意外死亡。 写完这一章,何天白一脸沉重地对妈妈说:“我终于把校长写死了。”为此,妈妈评价:“颇有当年福楼拜写死包法利夫人之风。” “校长猝死庆功宴”这样的章节,对于作者来说纯属虚构,但教育工作者的不容易,作为受教育者的何天白则有着切实感受。 何天白就有一位老师,因工作劳累,昏倒在讲台上。谈到自己的老师,这位90后言语中全是感激和尊敬。 但敬业老师为何难逃应试教育帮凶的责难?“如果对教师的评价机制不变,换了谁都会走应试教育的老路,而且越敬业走得越远。”何天白说。 在何天白曾就读的那所重点中学,每年学校都会评选“最受欢迎教师”。在这项评选中有学生为老师制作PPT、通过演讲帮助老师“拉票”等环节,因而被老师格外看重。 但要想取得参选资格,首先一条就是老师所带班级考试分数首先在年级排名中名列前茅。 这样的评价标准,让这名曾经的高中生认识到,应试教育植根的大环境不改变,教师的评价标准不改变,个别教育者的改革注定要失败。 小说中,作为杨之滨的继任者、上任时雄心勃勃倡导素质教育的朗清中学新校长尚革,最终在现实当中走入了“伪素质教育”的死胡同,在何天白看来,“实在是一个必然的结果”。 真应试教育:我是流氓我怕谁 假素质教育:说一套、做一套 在小说创作过程中,何天白每天边“码字”,边在网上和同学聊天。 对于他的创作,同学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心。在写一部什么小说?这是每个同学必问的问题。何天白的回答却很简单:一部反映“真应试教育”和“假素质教育”斗争的小说。 “真应试教育通常摆出一副‘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态度’。‘我就是应试教育,爱咋地咋地’。”何天白解释说,假素质教育则是一副伪君子的面孔,“说一套、做一套”。 而在这名大一学生看来,相对于真应试教育,假素质教育更令人痛恨。“假素质教育不仅自己在说谎,还要教学生一起说谎。”而真应试教育起码不会因为应付检查,临时换掉学生的课程表,“不会说我们学生的高升学率是玩出来的”。 上初中时的一次经历,一直令何天白“耿耿于怀”。 学校为了应付一次关于素质教育的大检查,竟然为同学们换上了临时课程表。“在这张课程表上,美术、体育等副科得以幸免,没被语文、数学等主科占领。”同学们还按要求从家里带来了皮筋、沙包等。课间时,老师一反常态,要他们到操场上去做各种游戏,“还嘱咐我们要玩得‘HIGH’一点”。 “这么做绝不是从学生的角度去考虑教育,而是一些教育管理者、工作者把教育作为自己获得政绩、取得成绩的手段。”在编辑为小说改名前,作者为这本小说定的题目是《我们的校园属于谁》。 小说中,“崇尚改革”的新校长尚革也曾想要全力推行“素质教育”,但迫于旧有考评机制和一些主管官员的压力,“课改”改的变了味,走上了“伪素质教育”之路。 小说最后一章名为功德圆满。而在作者何天白看来,结局只是一个“伪大团圆”。 而从“伪素质教育者”来说,推行“伪素质教育”同样可以提高升学率,出成绩、出政绩,“受折磨的却是每个受教育者”。 其实,创作之初,何天白也想写一个真正大团圆的结局。“学生高兴,家长满意,学校成绩也上去了,总之素质教育取得了成功。”但他提纲列了一半,他就写不下去了。 “我所写的伪大团圆的结局却是真实的。”在他看来,现实中,即便明知是“伪素质教育”,只要升学率高,家长们还是一样会源源不断把孩子送来,“这就是现实”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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