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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中翰：我们完全可能创造出比西方更好的创新体系12012-11-30 10:51:00　阅读 次 参与讨论()马上投稿

2009年，对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来说，是不寻常的一年： 　　 　　今年，他从美国硅谷回国创业满10周年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“星光中国芯”成功打入全球市场，成为图像输入芯片领域的“一哥”，“星光”系列多媒体芯片已植入了苹果、索尼、三星、戴尔等全球顶尖品牌计算机和手机中；同样是在今年，他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刷新了中国工程院最年轻院士的纪录。 　　 　　“出去，就是为了回来！”10年的“奇迹”只是一个开始，在新的起跑线上，他又将创造出怎样的“奇迹”？12月16日，邓中翰走上人民日报总编室和人民网联合开办的“文化讲坛”，讲述他对“中国创新、中国创造”的体验与思考。 　　 　　“我们完全可能创造出比西方更好的创新体系” 　　 　　记者：钱学森曾多次发问：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创新型杰出人才？您具有横跨中西的教育背景，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您认为中西方有哪些差异？ 　　 　　邓中翰：中西方在教育体系、教育制度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。首先，西方高校十分重视让学生在不同学科之间“游走”。当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时，用一份奖学金拿到了理学院、工学院和经管学院三个不同的学位。跨领域的学习让我的思路得以拓展，为我回国创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。 　　 　　培养创新人才，不仅要交叉复合，还要敢于探索、敢于实践。国外特别注重社会实践，基本上每个假期老师都会逼着你去实习，我在IBM、伯克利国家核武器实验室都做过“暑期的学生实习”。这是一种实践辅助学习的方法。 　　 　　西方学校还鼓励学生敢于挑战权威，这是国内比较欠缺的。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就认为敢于挑战他观点的学生才是好学生。 　　 　　我觉得，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中，我们的观念要放开一点、再放开一点。国内现在培养学生，很大程度上是命题式教学，创新棱角都被磨掉了。我们总说压力变动力，实际上我们的学生只有压力，没有动力，更没有活力。当然，国内学生的优势是基础非常好，我们今后需要做的，就是扬长避短，让学生尽可能多地接触了解不同的学科，思路开阔了才能触类旁通，才能走向前沿、有所创新。 　　 　　记者：除了人才培养，在创新体系建设方面，我们需要怎样努力？ 　　 　　邓中翰：我这十年来在中关村创业，对中西方创新差异的感受很深。在硅谷，创新不是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、申请多少科研经费、是不是得到什么科技奖，而是你的创新成果到底能创造出多少产值、拥有多少客户、有多少人愿意付钱买你的产品、能否创造出改变人们工作和生活方式的产品。这种务实的创新思路，我称之为“硅谷机制”。 　　 　　2006年，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，要以企业为创新主体，以市场为导向，产学研相结合。这是西方最基本的常识，而在我国却成为国策，这就是中西方的差异。10年前我刚回国时就面临这样的问题，很多人建议我建一个实验室来推动芯片的发展。我第一句话就是“不行，我必须办一家企业，我没有办法通过一个实验室推动一个产业。”所以，中星微成立之初，国家财政投入变成风险投资，占65%的股份，而我们这些创业者却占到35%，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。 　　 　　那么，能不能创造出比西方更好的一种创新体系？我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比如，中国正在造自己的大飞机，这就体现了一种制度的优越性。即使是在很难、很大的领域里，我们仍然可以集中力量做一些大的动作，而这个创新工作不仅仅是来源于个人创新的想法。我觉得，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，要敢于探索出一条既有中国国情，体现国家意志，又能够满足市场机制和符合市场游戏规则的新的创新体系。   推荐给好友：【http://www.ks5u.com/News/2012-11/57485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