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卫·邓比是美国的一个影评人，他在48岁那年重返大学校园，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学生。他在《伟大的书》——重读大学的重要成果——中解释这种行为，是因为当年发生在美国知识界的一场争论——西方传统“经典”，是神圣不可侵犯，还是狗屁不是。这些经典作品中到底有些什么东西，居然能使激进派勃然大怒，恶语相加；又使保守派趾高气扬，志得意满。邓比因此被搞得义愤填膺，却又困惑不已。
此外，邓比还发现，自己也“正在经历某种危机”。什么危机呢？他说：“我被铸进现代‘活在媒体里’的模子中……我觉得我读过的、懂得的东西在流失。我有的是缺乏知识的资讯、缺乏原则的意见、缺乏信念的本能。”每个人都生活在媒体里，如果说，这就是邓比所谓危机的话，那么，他指的正是那种面对媒体的疲惫感。他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，仍然是“认真地阅读”；在他看来，读书“或许可以终止我被媒体吸纳的生活，让我重新找到方向”。
所以，《伟大的书》不是一本指导我们如何阅读经典的书，而是一本探讨为何要阅读经典的书。他要我们思考，经典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如果说这本书对当下的我们确有针对性或现实意义的话，恐怕就表现在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们大家，都面对着邓比曾经面对的问题。巧的是，很多年来，我也一直做着影评人的工作，也曾陷入一种厌倦的情绪，也并非是对电影或影评感到厌倦，而是厌倦于那样一种“镜像社会”的生活氛围，一种被表征和幻象所塑造的、使人得不到真实感的生活。读这本书，我得到一些启发，我想，我虽然没有条件再回大学重读某一门课程，但我可以尽量做到，以平心静气的阅读，抵抗“生活在媒体中”对人的异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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