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次，是在中科院一位朋友的办公室。我去时，朋友在欣赏一卷《钱学森手稿》。这一套手稿，分两卷，五百多页，是从钱学森早期的手稿遴选出来的。我拿过来翻了翻，与其说是手稿，不如说是艺术品。无论中文、英文，大字、小字，计算、图表，都工工整整，一丝不苟，连一个小小的等号，也长短有度，中规中矩。钱学森的手稿令我想到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、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进而想到他的唯美人格。如是我闻：在美国期间，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，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，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时，他自我感觉是：“不满意！”直到八百多页时，才长舒一口气。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，在外面标明“最后定稿”，继而觉得不妥，又在旁边添上一句：“在科学上没有最后！”
对我来说，印象最为深刻的，是他如下的几句老实话。回顾学生时代，钱学森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：“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，但每次考试也就是八十多分；我考去上海交大，并不是第一名，而是第三名；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，而是第二等。”八十多分，第三名，第二等，这哪里像公众心目中的天才？然而，事实就是事实，钱学森没有避讳，倒是轮到世人惊讶，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把大师的从前和卓越、优异画等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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