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社会一直是官本位的社会。官员顺应民意总不如民众顺应官意那么爽快、麻利和彻底。战国的刺客，汉朝的侠民，均有过悖逆长官意志而动的壮举，但余响久绝，明代反抗魏忠贤的苏州市民颜佩韦、杨念如、沈扬、马杰、周文元掀起过一个小小的高潮，也只留下了一座五义士墓，他们所代表的民意仍然惨遭蹂躏，他们的生命仅仅在黑暗死寂的铁屋子中化为一声宛如裂帛的呐喊。元代的统治者，将全体国民划分为九个等级，官居第一。明太祖朱元璋为各地的城隍定官爵，最高者为正一品，最低者为正四品。既然官本位不可动摇，长官意志的触须无所不至，民意又有何策何方于何处措手足？因此就算是痛恨帝王将相的人，私心里真正痛恨的并非其富贵尊荣，而是痛恨他们霸占着御座和官阶，其他人没有了轻松上位的机会。刘邦尚未发迹时，热眼旁观秦始皇巡游天下的大阵仗，艳羡之余，吐露真心话：“大丈夫当如是也！”类似的情形下，项羽的发言更为豪迈：“彼可取而代也！”官本位以王位或皇位为坐标中心点，向四方延伸。刘邦和项羽的想法不谋而合，只不过前者含蓄，后者直露。这就难怪了，“黑旋风”李逵鼓动宋江径直向东京进军，“杀了鸟官，夺了鸟位”，杀官的目的是为了夺位，这八个字倒是丝毫没打马虎眼，爽直得全无遮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