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拿捏人情与制度？不少为官者遇到这样的两难选择时，总觉得不知如何面对。
唐贞观三年（629年），濮州刺史庞相寿犯了贪贿罪，受到免职处分，并追还赃款。为了保住官职，庞相寿向唐太宗李世民写了一封信，据史书记载：“庞相寿自陈幕府之旧”，哀求太宗念在“故旧”的情分上予以宽恕。原来，庞相寿打出了“老下属”这张亲情牌，心想自己犯了法，皇上自然会网开一面的。李世民看了庞相寿的上书后，禁不住“深矜之”，决定只给庞相寿一个很轻的处分，官还继续让他做。
这事被那个敢于直言的魏征听说了，他觉得皇上这样处理无异于纵容犯法，于是直言相谏：庞相寿为人“猥滥”，贪婪卑鄙，远近闻名，可说是罪不可恕。现在陛下因为顾念“故旧私情”，不仅赦免了他的“贪浊”之罪，又加以重赏，还让他官复原职，这样做无助于他弃恶从善，重新做人。况且，过去秦王府故旧熟人很多，如果这些人犯了法，都依仗与陛下有私情而受到庇护，那么只会使贪鄙者得意，为善者害怕，社会怎得太平安宁？
李世民被魏征这么一谏，知道自己有错，于是召见庞相寿说：“我昔日为秦王，自然要为王府做主；现在我是皇帝，已是天下之主，既为天下之主，就不能‘偏与一府恩泽’，专凭私情来照顾你这个王府老部下了。”后来李世民给了庞相寿一些补偿金让他离职，回家养老了。
贵为天子，既能做到讲人情，更能守制度，实在是难能可贵。也许恰恰是这种对于制度的敬畏，让李世民实现了“贞观之治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