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担任中山大学
北京校友会会长，我不时接触北上工作的学弟学妹们。前两年一位后学看错了门道，跑来找我，希望举荐。我一听他精确的人生规划，简直目瞪口呆：三十正处，三十五副厅，四十正厅，四十五“进部”--京城里官多，副部级以上才有点意思，故有此专有名词。我问：“万一做不到呢？”老兄一跺脚，说：“那就归隐山林，学陶渊明，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’。”我笑了，说：“恐怕那时空气污染，南山已经不见了。”他愣了一下，不太明白我的意思。我反问：“你真的是中山大学毕业的？”为什么这么追问，因为这种“雄心壮志”，跟我心目中中大的教育宗旨不太吻合。
记得1923年12月，孙中山在岭南大学怀士堂发表演说，鼓励青年学生“立志要做大事，不可要做大官”。1952年院系调整，中山大学迁入康乐园，怀士堂上镌刻的这段话，因而也就成了不少中大人的座右铭。十多年前，我在《读书》杂志（1996年第3期）发表《最后一个“王者师”》，从晚清康有为说起，辨析近代中国的政、学分途。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，以及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，使得中国读书人的观念开始转变。“读书”不是为了“做官”，这是晚清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，起码章太炎、蔡元培、严复、梁启超、吴稚晖等都有过明确的表述。而怀士堂上镌刻着的孙中山题词，便是此思潮的巨大回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