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部杜诗，最能体现诗人心迹的是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；在这首诗中，能够集中体现诗人心迹的又是这两句：“许身一何愚，窃比稷与契。”
杜甫一生坎坷不遇，从政时间极短，官职又甚卑下，惟一引人注意的事，是任左拾遗时上疏营救房琯，就政事而言，与稷、契实难并论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说杜甫“放旷不自检，好论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”。对此，宋代葛常之、周必大等人都表示赞同，认为从政非杜甫所长，自比稷、契，未免“儒者大言”。但李纲认为杜甫政事不为人所知，是被诗名遮盖的缘故，称赞杜甫“孤忠无与施，但以佳句写”，“作诗千万篇，一一干教化”（《杜子美》）。陆游作为一个同样不得志的诗人，深为杜甫未能一展其才而可惜：“看渠胸次隘宇宙，惜哉千万不一施。空回英慨入笔墨，《生民》《清庙》非唐诗。”（《读杜诗》）不少宋人认为杜诗并非吟咏情性的作品，而是“经”，这种看法，对后世的评价，有很大的影响。如清代吴乔认为杜诗“不置之六经中，何处可置？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，问以杜诗意义，于孔孟之道有益”（《围炉诗话》）。顾炎武也说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之后，有几部书可以治天下，其中一部就是杜诗。不过这些都是从教化的角度着眼的。杜诗有助教化，不等于说杜甫政事可观，如果以此来肯定杜甫自比稷、契，仍难使人心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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