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以盖世之才，率精悍之师，南征北战，打下江山。但他深知能在马上得天下，不可在马上治天下，即位不久，就设立弘文馆，精选天下文儒，给以优厚待遇，在空闲之时，一起研究学问，商议国事。贞观二年（628），下令将各地读书人大批送到京城，在朝廷任职。同时增建学舍，广收学生，多次亲往国学听讲。当时文教繁荣，盛况空前，对促成贞观之治，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武则天矜尚权变，任用酷吏，当政期间，学校隳废，世风沦丧，但她对真有才华、有学问的文士，还比较尊重，而且由于太宗遗风尚在，当时朝中群臣，仍以读书人居多。
杜甫自称是西晋大将、经学家杜预的十三世子孙。他的童年，正逢唐开元盛世，当时玄宗即位不久，任用文儒，讲学宫中，励精图治，颇有太宗之风。因此，诗人自小就以儒自命，希望通过“学而优则仕”之路，能有所作为。他曾向玄宗自陈世德：“奉儒守官，未坠素业。”（《进雕赋表》）在祭杜预时，又表示：“不敢忘本，不敢违仁。”（《祭远祖当阳君文》）但当诗人“自谓颇挺出，立登要路津”（《奉赠韦左丞丈》）之时，玄宗已经失去了早先的英武气概，罢黜张九龄等直节之臣，以老奸巨猾的李林甫、轻薄无行的杨国忠为相；治国的雄心，经不起女色的诱惑，已经销磨殆尽；对学问的兴趣，也完全被轻歌曼舞、斗鸡观马所取代。当时达官贵戚、公子哥儿侵吞民财，穷奢极欲；就是玄宗宠爱的乐工歌伎，也一曲千金，声价显赫；甚至连不足挂齿的斗鸡小儿，居然都锦衣玉食，门户生辉。惟有像杜甫这样空怀学问、没有靠山的文人学士，处境极其艰难。“纨袴不饿死，儒冠多误身”（《奉赠韦左丞丈》）。“有儒愁饿死，早晚报平津”（《奉赠鲜于京兆》）。尽管诗书满腹，依然饥肠辘辘。这种本末颠倒的社会现象，迫使诗人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声：“德尊一代常坎轲，名垂万古知何用。”“儒术于我何有哉，孔丘盗跖皆尘埃。”（《醉时歌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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